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。距離上一次播出的節目，已經有半年時間，有點久，希望大家還沒有遺忘這個節目。

這麼久沒更新，和採訪進度有關。在日月明功的報導結束後，手邊在進行的其中一個個案，是一位女醫學生因罹患思覺失調，縱火燒死父親的案件，但因為家屬一直不願受訪，進度遲滯不前。農曆年後，台灣又進入嚴峻的防疫作戰階段，因此，我中途又去做了跟防疫相關的專題。防疫專題結束後，正想回頭投入原先手邊社會案件的採訪，卻在四月三十日有一起判決出爐，引發了社會關注，所以我又放下手邊的案件，先進行這起個案的調查，也就是今天節目的主題，台鐵殺警案。

【血是怎麼冷卻的 E03】兇手無罪判決的背後——談台鐵殺警案

台鐵殺警案，在今年七月三日就滿週年。在普遍媒體的描述中，是一位叫做鄭再由的中年男子，因逃票跟列車長起爭執，當列車長請鐵路警察來支援，警察卻被情緒失控的他刺殺身亡。一審審判，鄭再由因為被診斷為思覺失調患者，獲判無罪，引發不滿，社會再度湧現精神障礙犯罪者總是裝病的討論。

台鐵殺警案受到矚目，主要原因有二。一是警察死亡。死者李承翰相當年輕，只有二十五歲，從小就想當警察，又非常孝順，為了就近照顧父母，所以回鄉工作。而鄭再由拿刀刺李承翰後，李承翰顧及車上仍有許多乘客，一直沒有放手，他的勇敢跟盡忠職守，讓人不捨。

一開始，我並沒有想要處理這宗案件。一來是它跟時事高度相關，已經有蠻多討論開始進行。二來是，精神障礙者裝病的爭議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來一次，某程度來說，已經是信者恆信的狀態，我不認為這時候多加入我的報導作為討論素材，一定會有所幫助；第三是，精神障礙犯罪者是否裝病，跟精神鑑定有關，而這個制度的相關問題，過去我曾處理過。第四是，殺警案會讓我聯想我持續追蹤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。

北捷案一位被害者家屬，後來到台鐵工作。殺警案的嫌犯姓鄭，事發地點是在交通工具上，這讓北捷被害者家屬的反應非常激烈，因為對他來說，有太多巧合。作為仍想追蹤北捷隨機殺人案的記者，我想試圖保持盡量不要去傷害或刺激當事人的空間。

但後來，還是做了這個題目。起因是一位讀法律的朋友，跟我聊起這宗案件，提及他的朋友即是被告的辯護律師，在他的探詢下，確定有很高的機率，可以訪問到被告與被告家屬；而過去幾年發生的隨機殺人案，不乏思覺失調患者，比如我曾經處理過的湯姆熊殺童案、或是大家記憶猶新的小燈泡案。但這幾起案件，都沒有因為犯罪者確診思覺失調，而獲得「無罪」的判決。

對於這個判決結果，社會大眾，或媒體普遍關注的角度跟我有些不同。一般關注的角度是「殺人者為什麼可以判無罪」、是不是精神鑑定制度有什麼問題？我的問題意識則是，這個人殺了象徵社會安全的警察，而審判會審酌情、理、法，在龐大社會壓力下，法官究竟依據什麼標準認定無罪？這個標準，如果能被清楚地說明、辨識，並且有個案的生命史可以對照，那麼將有助於社會去理解精神障礙者的犯罪面貌。

這個問題意識，銜接的是我對社會案件一貫的思考。犯罪並不是單純的惡，而是囊括了複雜的社會因素。如果我們試圖迴避認識這些因素，而只歸結到個人的病症上，那麼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決問題。而隨著這個問題延伸思考的是，犯罪者不是自願生病的，於是我們在法律上，給予不罰或減輕刑責的體諒，但社會安全仍是重要的，那麼，面對不罰或減刑的精神障礙犯罪者，我們究竟該怎麼辦？針對這件事，行政部門提出的解方是延長監護年限。也就是，只要檢察官認為有必要，這些精神障礙犯罪者在醫療院所的年限，就可以一直延長。但這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？

生病不是他的錯這一切都是命

上述的問題意識確立後，我著手擬訂採訪架構，開始聯繫訪問。因為受到律師協助，鄭再由的女兒表示願意受訪，但真的開始進行採訪，才發現比過往案件困難許多。

一開始律師給我聯繫方式，說鄭再由的女兒願意受訪，但年紀很輕，表達不太清楚，可能幫助不大。我認為這不是太大阻礙，通話確定受訪意願，卻發現他的女兒可能也有精神方面的困擾。這個揣測，在第二次電話溝通受訪地點與時間時得到確認，她現在正在接受心理諮商。

此外，鄭再由的女兒擔心在公共場合受訪會曝光，希望北上到辦公室來受訪，但因為她從小到大只來過台北一次，加上她的狀態不穩定，擔心受訪後她如果有太多情緒起伏，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過於危險，所以，又想辦法回頭說服她在台南受訪。

我跟鄭再由的女兒提議在旅館訪問，但她不願意；接著敲定朋友經營的咖啡店的一個獨立空間，她接受了。卻在我們南下訪問時，突然傳訊來，說受訪地點會讓她經過不願意回憶的地方。因此，光是約訪的來回就蠻耗費心神。

其次，是給了她訪問綱要後，她打來告知家人反對。父親殺人後，她跟母親寄居在舅舅家，表姐看了訪問綱要後，認為她接受媒體訪問，不但毫無幫助，還會害到母親。表姐告知了舅舅，於是舅舅也跟著反對，讓她壓力很大。但對她來說，她清楚知道父親殺人不對，但父親並不是刻意殺人，父親有他的為難，但寄人籬下，又不能不順從。

於是，我便得介入溝通。在跟她的舅舅通話後，非常虛脫。電話中，舅舅的情緒很大，一開始幾乎是破口大罵，一副「你幹嘛來找麻煩」的氣勢，在被罵了將近二十分鐘後，才比較有空隙插話，解釋報導這個專題的動機跟方向。

前面提到，跟舅舅通話完後感到虛脫。虛脫不是因為舅舅對著我發洩情緒，而是舅舅在聽完我所說後，雖然接受了讓鄭再由的女兒接受採訪，但他說：「他生病不是他的錯。但那是他的命。你寫這也沒有用，我跟你講這就是輪迴，以後還是會有神經病殺人。」

舅舅的話聽了讓人非常難受。這代表了精神障礙者家屬的困境，乃至於面對精神障礙者犯罪後的無能為力。於是他們必須割捨，就算知道生病不是他的錯。

倒霉到讓人無語如同被貧乏神入住

進行採訪後，女兒的表達果然很斷裂，為了要確認敘事的完整跟真實，後來又努力說服鄭再由其他家屬受訪，乃至於鄭再由妄想害他的對象，以及他其他工作合作對象，並且參考卷宗內的筆錄內容。

鄭再由是個怎樣的人呢？其實非常普通，努力工作，努力生活。他高職畢業以後從事機械配電，當時台灣中小企業還很多，他的薪水不錯，可是後來國際情勢變化，很多中小企業倒閉或外移，鄭再由失業了。這時候他沒有氣餒，覺得台灣要邁入高科技產業，一樣需要用電，就做了當老闆的夢。他把房子拿去抵押，跟朋友合開公司，誰知道他朋友捲款潛逃。

錢被騙，讓他太太很生氣。但與其說是生氣，不如說是恐懼。因為他太太的哥哥也面臨生意倒閉，無家可歸的狀態。這件事讓他們夫妻吵架，但吵架並不是最嚴重的事。而是吵架隔天他太太不小心從高處摔下來，傷到頭跟脊椎。

雖然緊急送醫，但醫生開刀時有疏失，反而傷到他太太另外兩節脊椎，造成他太太小腿萎縮。這對他太太來說是很大的打擊，讓她罹患憂鬱、躁鬱，開始反覆自殺。照顧太太跟年幼的孩子需要錢，鄭再由想要快點翻身，於是又跟太太借了錢去投資期貨。但他判斷失準，全部賠光光，也就是這時候，他確診了思覺失調。

生病後他被親戚帶去看醫生，也有穩定服藥。但生病讓他還款能力很差，債務一直疊加上來，他只好借現金卡養債。此時女兒因為被霸凌也罹患憂鬱，常常跟他太太大吵，整個家庭雞飛狗跳，到後來，他連看病也沒辦法去，因為太窮，欠健保費。但他還是很努力撐著，以前同事找他合作，他覺得可以賺比較多錢，就辭掉原本穩定的工作去跟同事合作。沒想到同事一直欠他工資，導致他妄想發作，成為這次事件的導火線。

把故事完整以後，深深覺得，鄭再由像是家裡入住了日本民間傳說的貧乏神。相傳貧乏神入住家中，會讓這個人家道中落，不僅是財富喪失，連健康也會賠了進去。鄭再由就是這樣一個倒霉到讓人無語的人。他出生在台灣經濟起飛的中間期，也因此注定面臨台灣長期以來，透過代工模式作為經濟發展主要動能，所受到的世界經濟動盪牽連。

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，因為土地炒作，帶動了股票和期貨的投資，尤其中低階層的勞動者，因為歷經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，有錢可以進場，就連菜籃族幾乎每天都在看盤。這樣的風氣，改變了台灣人對於翻身的看法。鄭再由也是這個迷思的信仰者。投資失敗，加上妻子生理、心理都生病，使他長期以來一直處在高度內外交迫的壓力中。鄭再由曾經非常努力維持平衡，但他終究還是被拋了出去。他一步一步地落入貧窮線，甚至無能為力維持精神健康，都和社會支援遲遲沒有辦法協助到他有關。

也因此，這個專題後來衍生出另外一篇報導，討論精神障礙者家屬的困境，由我的好友兼同事，呂苡榕來協助完成。

採訪過程中，因為一審判決出爐，群情激憤，檢察官很快地就提起上訴，但他的上訴卻開了副本。檢察官不僅攻擊精神鑑定報告本身，甚至攻擊精神鑑定醫師的人格與專業。而因為社群媒體的效應，精神鑑定醫師受到了網路霸凌，就算他已經做了清楚的回應，輿論攻擊仍然沒有停止。這件事，使我考慮調整架構，希望把審判過程中過於激化對立而可能產生的問題也一併放進來。

鑑定報告可不可信誰說的算？

精神鑑定在刑案中，是協助法官釐清犯罪者是不是受到疾病影響的重要工具，倘若犯罪者受到疾病影響，則由法官綜合其他考量，來決定量刑。在量刑中，有一個評估因子，是可不可以教化。過往精神鑑定的爭議之一，就在於可否教化。

可否教化對精神科醫師來說是一件沒有懸念的事，因爲精神科醫師清楚知道自己不是神，而且他們身為醫生的責任與義務，就是治病。但這是在醫療的範疇，當他們在法庭上被要求回答這個問題，就會超越了他們所能回答的倫理界線。但許多法官會將這個難題丟給精神科醫師，使得精神鑑定的信度，一直受到質疑。

經過一次又一次檢討，司法跟精神醫學界逐步取得共識，將精神鑑定中，醫師能否回答哪些問題的界線逐漸釐清，因此這次的精神鑑定爭議，並非能不能教化。這次的爭議，在於檢察官主張，精神鑑定有許多瑕疵。檢察官所謂的瑕疵，是認為精神鑑定只做一次，不夠嚴謹，且質疑鑑定醫師沒有相關專業。其次，是認為醫師只靠一個人就做成結論不夠公允。第三，是醫生做結論時，是在速食店做成的。第四，是鑑定團隊只花了兩小時跟被告會談，就認定他罹患了思覺失調。

這些說法乍看之下都很有道理，但是只做一次，是在法官裁定進行精神鑑定時，檢辯雙方都同意的；其次，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長期以來都有受法院囑託進行精神鑑定。鑑定醫師沈正哲，也做過非常多起司法精神鑑定。就算沈醫師過往經驗不被認可，那麼在審判的準備程序中，檢察官理當針對這一點提出質疑或異議，但檢察官沒有，直到鑑定結果不如他預期。

事實上，鄭再由的精神鑑定並非只靠一位醫師做成。一般來說，精神鑑定會是一整個團隊共同進行，由一位主要醫師撰寫結論。這次的鑑定也一樣，由社工師、心理師等組成團隊，心理師負責做心理、智商測驗，社工評估鄭再由的家族史、家庭成員及社會支持網絡，以評量未來的照顧可行性，沈正哲則負責思覺失調症鑑定，最後統整社工、心理師的評估資料，才做成報告。

儘管精神鑑定團隊跟嫌犯面談的時間的確不夠長，但這個會談的長度，並非精神科醫師所能決定。而是重大刑案的被告，檢察官往往擔心他們會對社會造成威脅，因此要求羈押。一旦羈押，要送鑑定就必須戒護，但整個司法系統的戒護人力非常不足。換句話說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戒護人力，才限制了醫師的會談時間。這也是為什麼精神鑑定通常會由團隊進行，因為能夠有多元的角度，去彌補時間不足所影響的信度跟效度。

至於醫師在速食店完成報告，是因為法院要求醫師趕快交出鑑定報告，所以醫師加班進行。對於鑑定醫師來說，真的沒想過，自己努力加班完成法院的交派，去速食店吃晚餐，也能成為檢察官攻擊的標的。

現階段的精神鑑定制度，的確有可以改進的地方，比方，目前台灣的司法精神鑑定是「精神醫療業務附屬」的一部分，嘉南療養院精神科醫師李俊宏就說，在台灣的鑑定醫師大多是依靠興趣，而非給付來發展司法精神鑑定的專業知能。而相較於美國，閱讀卷宗、準備報告、病患檢查都是算小時的，出庭一次九萬到十五萬新台幣。但台灣的醫師出庭時，只有五百塊。

又比如，因為資源不足的關係，鑑定業務都以門診為主，少有留置或是其他的鑑定模式，甚至某些國家在使用的影像學檢查，台灣也比較少使用。

近來許多起社會案件，在做精神鑑定時，都開始著重個案的生命史。如小燈泡案、華山案，但個案陳述自己的生命史時，不一定有其他資訊可供對照佐證。這個困境，在湯姆熊案便發生過，精神鑑定做出了部分結果，一審法官曾想透過警察進行更廣泛的側訪，來了解犯罪者的生命史，卻不得其果。

儘管現階段的精神鑑定有需要改進的地方，但我專題的重點，卻沒有放在這裡。對我來說，精神鑑定制度的再精進，是這起案件的旁枝，核心問題仍在於，這個鑑定報告可不可信。對精神障礙有基礎認識的人就會知道，在專業精神科醫師面前裝病是一件萬分不容易的事。

殺警案的兇手，在事發前十年就已經確診思覺失調，他並不是預謀犯案，以常理來說，不會有人裝瘋賣傻十年，就為了某天突如其來殺人可以免刑。

一般來說，精神鑑定時，精神科醫師會用非常多的鑑定工具，去確認被告沒有裝病，除非這個被告有專業精神科醫師的知能，否則不可能不露出馬腳。而就算假裝，也不可能長時間都不曝光。鄭再由不僅有長達十年都被確定有病，在案發後於看守所服藥後，仍然被判斷有病。不同時間的結果，足以佐證精神鑑定的判斷並沒有錯。

檢察官接觸這麼多個案，我認為不應該不知道這樣的精神醫學基礎，希望請求重新鑑定，並非不能，但以非理性且刻意扭曲的理由對精神鑑定提出質疑，是我無法接受的事。

罪的由來不盡在於人的惡

無法接受的原因之一，在於這是對於媒體的惡意利用。二元對立的框架向來是媒體在社會案件報導的方式，這個議題設定的方式，會在社群媒體引發效應，之後又會從社群媒體回饋至主流媒體，形成套套邏輯的迴圈。這樣的利用，不僅使精神鑑定醫師受到霸凌，同時也含括一審法官。

近期有一則新聞，是二十二歲日本女摔角手木村花因為在實境節目演出，遭遇酸民霸凌而自殺。在精神鑑定醫師臉書下的留言，威力不比木村花小，比方「讓你的家人也被他捅死，然後你也說他 100% 思覺失調症，全世界自然就相信你的專業！」、「那些因你而逝去的終究是你逃避不了的業障，如果有輪迴，業障會跟著你的靈魂一再轉世。前提是你還有機會做人」，甚至有更直白地直接罵他殺人兇手。

我不知道檢察官是否想過，當他將非精神鑑定醫師所應承擔的不完美制度加諸在醫師身上，來當作自己在司法量刑場上的籌碼，有沒有可能也使一個人，因為網路的霸凌而受傷，甚至可能死亡？

就我觀察，目前的媒體效應，一定程度造成精神醫學界的挫敗，有不少醫生就認為，如果所有不符合檢察官想像的鑑定結果，都要被用這樣的方式攻擊，那麼誰敢接精神鑑定？而缺乏專業精神鑑定的審判，無疑是在人權與司法上的大倒退。

這樣的扭曲，並不只是傷害了在立場上跟檢察官不同的人。六月四日，長年有宿疾的李承翰父親胃出血身亡。他的家人相信，是因為精神鑑定幫助鄭再由裝病，才使他可以獲判無罪。這則消息曝光後，又有人回頭指責精神科醫師，說是醫師害死了第二個人。但就我來看不是，是檢察官跟社會大眾陷於應報迷思裡，所產生的副作用。

李承翰的死，非常無辜。他是整起事件中，最為無辜的人。但有沒有任何一個人，可以堅信，自己身處在鄭再由的生命歷程裡，他能夠依然健康、不生病？

二〇一一年，漫遊者出版一本書，叫《死刑台前的告別》，作者是一位律師，長期幫死刑犯辯護，他經常失敗，但這本書內容最為重要的，不是那些挫折的經歷，而是他很誠實地面對自己，他說每當他接觸死刑犯，離開監獄，都迫不及待想要洗澡。他不想跟死刑犯有所關聯，誰會願意跟一個徒手殺死自己母親和外婆的人有所關聯？

儘管如此，他還是長期擔任辯護律師。最為關鍵的，仍是他清楚知道，罪的來由，不盡在於人性的惡。在這次報導專題裡也提到的，根據中研院一份刊登在國際權威期刊的研究顯示，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一〇年間，台灣人罹患憂鬱跟焦慮症的比率提升了十二．八％。這些人不是自願生病的，他們的病，跟性別、接受少於六年的教育、失業者、缺乏生理健康等因素高度相關。

如果我們回頭來看鄭再由的生命歷程，他與他的妻子，除了教育程度外，其他罹病因子，都具備了。這是長達二十年來都存在的問題，也因此，精神疾患傷人或殺人的案件，總會重演。我們的政治人物，在事發時，都會高喊要建立社會安全網，但現實來說，付之闕如。並且，對於改善孕育精神疾病的大環境，也沒有相關有效對策。

在這起案件中，更難讓人接受的是，比起趕快調查到底是什麼漏洞讓鄭再由跌了出去、傷害無辜的人，政治人物選擇的是譁眾取寵的修辭，無論行政院長蘇貞昌，或是總統蔡英文、新北市長侯友宜、台北市長柯文哲，都認為這是一個太誇張的判決，宣稱要上訴到底。某程度來說，這已經是介入了司法的獨立。並且，是將國家領導所造成的缺失而導致個人的病，推給個人去承受。簡單來說，這就是替罪羊的獻祭。

刑罰永無止盡只會⼀再反覆

在看守所內，鄭再由寫信給他的女兒，信裡面希望同時罹患憂鬱的女兒跟他的太太，可以和平共處。並且說，我對不起你們，這一次我是中邪了，本來人生已經快要露出曙光，偏偏會弄到如此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，反正人生是直播的，也不能重來，對你我只能和你說抱歉。

太太和女兒的病，以及經濟壓力，是他生病的原因。但他始終不知道自己生病了。而在他病得這麼嚴重的時候，他依然掛心著這一生中，他最愛的人。

而報導裡有一件事我沒有寫進去。法官曾問，雙方有沒有意和解。和解牽涉錢，而鄭再由沒錢。當時，一陣沈默。被害者家屬沒有發言，檢察官卻說話了，他說：這只是在拖延時間。我不知道檢察官究竟無知，或是過於相信他所信仰的正義，無論哪個答案，都讓我害怕。

因此，知道李承翰父親死掉當天，非常難受。以為可以承受，但後來洗澡時，在浴室痛哭失聲。當天晚上，哭了很久、很久，萎靡的精神一直到隔天都還沒有辦法回復、寫不下任何一個字。因為，這樣的對立，證實了文字無用。無論寫什麼，都會只剩下恨，而沒有理解。

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振作起來。在原先的書寫架構裡，本來打算訪問被害者家屬。但後來，將它捨棄。因為，不願意這個年輕、值得尊重的生命，在報導中，會被閱讀成強化對立的角色。在報導裡，我強化了檢察官的想法與行動，試圖在報導中提問：把他們關起來，然後呢？

這個提問，是商周在二〇一六年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。作者是個記者，也是個刑罰學者，他去參觀了世界各國的監獄後，提出社會應該要有應報思想外的選擇。這個作者主張，撇除是否有精神障礙，機率論和心理學研究，都證實監獄的嚇阻作⽤是假象，因為監獄⽽放棄犯罪的⼈少之⼜少，犯意出現當下，監獄根本沒有進入他們的思考。而「刑罰永無止盡，只會⼀再反覆。刑罰起源於無⼒感，目的是⾓⾊對調後再現痛苦情境。」

我們真的這麼無能為力嗎？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。但要否定，不會是只有一個人的盼望。我沒有期待這則報導，能夠改變社會大眾的應報思想，但希望這則報導，至少能讓我們自問：我們是否真的這麼無能。謝謝大家。

本文提到的報導專題為〈把他關起來，然後呢？〉

【血是怎麼冷卻的 E01】台灣首起集體虐死兒少案——談調查日月明功